郑晓秋影片中对固有思想的改变,为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更新日期:2022-11-19 21:23:42播放:2310次编辑:来源:友谊影视
于1932年上映的影片《啼笑因缘》改编自“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明星影片公司”看中了其小说带来的轰动效应,投资120万元进行制作,主演胡蝶、郑小秋、夏佩珍、萧英等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阵

于1932年上映的影片《啼笑因缘》改编自“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明星影片公司”看中了其小说带来的轰动效应,投资120万元进行制作,主演胡蝶、郑小秋、夏佩珍、萧英等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影星,阵容浩大,一度引起后来与大中华影片公司顾无为的影片版权大讼案。

“这是明星最费力而失败了的作品。故事的无聊表演的拙劣,而且故意拉长,是该片的致命伤”,虽然影片上映后遭到了一众骂声,但郑小秋在片中饰演的樊家树还是为影片得到了“过得去的表演”的评价。

《啼笑因缘》讲述的是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树与京韵大鼓女演员沈凤喜、天桥卖艺穷武侠关寿峰之女关秀姑、与沈凤喜长相颇为相似的财政部长女儿何丽娜三人之间纠葛的爱情故事。

主角樊家树虽出身官僚家族,却受着现代学校的教育,尽管他过着优越的生活,却从不以金钱、身份、地位为标准去接触风尘中的人物,这种有限度的享乐和“天赋人权”的平等观念,不仅在当时是难得可贵的精神,更使得樊家树这一角色成为当时观众心中既钦羡又敬佩的人物。

为了塑造好这个集封建意识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矛盾冲突于一身的、“不东不西,不洋不中”的富家公子的角色,郑小秋从人物造型与心理塑造两方面入手进行刻画。

在人物造型上,樊家树第一次出场身着一件中式褂袍,在这身极具中式味道的服饰上,却搭配了一顶西洋礼帽,郑小秋颇为老练地模仿着当时洋人的礼仪,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绅士地轻扶礼帽,下巴微微向内45°收起,一头用发蜡定型的中分头处处透着富家少爷的精致,与周边小摊贩扎堆、五行八作云集的天桥形成了鲜明对比。

理查德·波列斯拉夫斯基在《演技六讲》谈到“人物塑造”时认为,“如若欲将人物演绎至逼真之境,则其所表现之独特热情需能激发人类共同之情感,且能呈现出其独特之外形。”

樊家树这一“独特之外形”正是基于郑小秋对这一角色的把握,即在两种矛盾之下——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面临资本主义侵犯时的矛盾,与民族资产阶级面临外国资本主义碰撞的矛盾——成长的个体,他的一举一动无不让人相信,出现在观众眼前的就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且家境殷实、思想先进的青年樊家树。

在人物的心理塑造上,“人物角色心理活动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节奏的问题”,按照理查德的观点,演员节奏感的训练需要经历三个层次,第二层次的学习便可从音乐入手,因为音乐的节奏是最明显的。

在《啼笑因缘》中,有一幕樊家树与沈凤喜深夜双双坐在屋外庭院的树荫下用萧和琵琶以乐传情的场景,这里乐器的出现为这部无声片提供了潜在的情感推进,让观众从樊家树紧张地周旋于三个女性的示好中慢慢舒缓下来。

郑小秋娴熟的吹箫表演——时而闭目陶醉,时而与胡蝶温柔对望——自然地将观众带入到樊家树与沈凤喜的情感关系中,也成为了早期无声片中声音观念形成的较早表现。

这一段里二人的夜色对弹不仅是对影片中节奏的调和,也被视为对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矛盾的调和,这种调和只能在影片中得到短暂的实现。

如果说《啼笑因缘》在口碑上是失败的,那么作为中国第一部由新文学改编成电影的《春蚕》则获得了更多认可。全片以平湖、宜兴一带的养蚕者的生活为题材,展现了封建社会下,一家养蚕者因无法适应经济的变革最终造成悲剧的故事。

保守愚昧的老通宝(萧英饰)掌握着一家大权,具有反叛精神的多多头(郑小秋饰)却屡受封建“父权”的压制,在几度无力的反抗中,最终亦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在某种程度上,《春蚕》就是一面反映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进程的镜子。

而郑小秋饰演的多多头也成为了片中特别的存在,多多头与樊家树虽然代表的阶级截然不同,但二者都有着显著的共同点——是新旧文明冲击下的矛盾体。

作为多多头的扮演者,郑小秋在这部影片中的演技较之《啼笑因缘》有了明显的进步,除了其一贯自然真实的风格,在《春蚕》的表演中更富有层次。

在一家人正紧张地为养蚕做准备时,老通宝却在忙着烧香祭拜,郑小秋仅靠面部表演就演活了对这种行为极为不耻的态度,先是做出噘嘴嘟唇状,皱着眉头,一双不大的眼睛瞥向老通宝的方向,转而又轻蔑一笑。

当画面切到郑小秋的近景时,他脸上带着一副用稻草编成的眼镜框,嘴里叼着多余的稻草,搞怪的样子俨然一个正在和大人反抗的孩子,而这正是他向以老通宝为代表的传统小农固有的封建意识形态做抗争的生动表现。

如果把影片拆分成单一镜头,多多头是近景、特写镜头数仅次于老通宝的人物,而每次当老通宝一家人出现在同一画面中,多多头的形象总是“不规矩”的——要么横躺在石板上、要么斜靠在稻草垛旁、要么一脚站立一脚轻点地面的倚在门边……和旁边正经蹲坐的阿四(龚稼农饰)与老通宝相比,显得滑稽无比。

他敢于在所有人把荷花视为克星的时候若无其事地与荷花打闹嬉笑,能够在荷花偷了自己家的蚕宝宝后咬着牙长叹一口气称:“我不打你,你走吧,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冲克”,对老通宝靠一次养蚕就能够改变命运的想法用斜眼观望、偷偷窃笑等小动作表达不屑。

但即使他从不信封建的“鬼禁忌”,却也没能做出直接的反对:不认同老通宝排斥肥田粉问题,但并未给出主动的劝进措施;在全家为了蚕宝宝五天五夜没有合眼的情况下,却又积极主动挑下担子守夜看护。

这些都足以可见多多头思想意识中的矛盾所在——一边努力想要摆脱封建小农阶级的束缚,另一边又无可控制地深陷其中。

也正是通过这些表演,郑小秋将多多身上对传统农民保守刻板观念的不屑表现得精准到位,亦将一个有着“朦胧的阶级意识”但仍然无法摆脱传统固化思想的农民演绎的巧妙传神。

郑小秋通过寻找与自己各阶段形象相吻合的角色进行统一的风格化定位,为他在观众中形成更好的辨识度和认可度作了铺垫。

在郑小秋早期的银幕形象中,风格化的形象定位拓宽了他艺术创作的可能性,为他提供了更多样的表演风格。

“憨朴苦儿”、“侠义英雄”和“进步青年”三种人物形象,既有穷苦阶级百姓的代表,也有大众理想化形象的典型,亦有深受社会主流价值观推崇的形象,这种类型化的细分不仅对他保持市场欢迎度大有裨益,也使得其银幕形象逐渐从单一性平面化到多角度立体化,对我国早期电影制片、演员选择的正规化操作提供了参考价值。

啼笑因缘春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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