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完整的情节塑造，会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体验

克里斯蒂安·麦茨指出“电影银幕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替代物，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脱臼的肢体实施的修复术。”所谓“脱臼的肢体”指的是人类在一个漫长的婴幼儿期，由于肢体协调能力没有发展成熟，所以他/她不能整体地感知和把握自己的身体，其对于自身的印象是支离破碎的，与世界的关系也是混乱的。

从本能上婴孩渴望避免这种失调，因此当他/她通过发达的视觉看到镜子中自己完整的身体时，会狂喜着认同于这一理想的形象。

通过这一误认，婴孩不仅使自身摆脱了无依无靠的境地，而且当发现其在镜前的举手投足能牵动镜中影像时，还获得了一种能全然掌控自我的幻觉——对于一个还无法完全运用自己肢体的婴孩来说，这是一份空前的快乐。

于是与相当一部分电影创作者（例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创作者）倾向于将自己的观众设定为希望从电影中感受到现实之零散、瞬间、片段相反的是，观众由于在婴孩时期与成长过程中经历过由“完整”带来的欢欣兴奋，所以他们总是会满足地认同于电影中的完整。

或者与其说观众爱着的是电影中的完整，不如说他们爱着的是一个全能的自我幻象。这种自恋的力量永恒而强大，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喀索斯，甚至愿意为水中自己的倒影献出生命。

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对创作者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敏锐与智慧去感受到独特的现实，又要能够勇敢、真诚、准确地表达出自身对世界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类的创作依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追求“散漫、省略、游移或飘忽不定，并通过单元和疏松的关联与难以把握的事件发挥作用。”是无可厚非的。

但我们在讨论主旋律电影时，首先是与政治相关，其次是与商业相关，最后才提及“艺术性”。

这必然会使主旋律影片的创作首先迎合大众对于“完整”的渴望，帮助他/她建构一个无所不能的自我，这才能够让观众被自身是“上帝”的虚幻快感吸引，从而多次进入电影院。

并进而在电影中角色、叙事的诱导下，一步步接受、固化意识形态管理层希望他们持有的某些观念，最终成为主流社会中合格的某一个“伪主体”。

电影这一媒介天然具有制造上帝的“伟大”优势。首先可以讨论的是影院空间的特殊性。在黑暗的电影院中，一切与外界的交流都是被禁止的，观众好像因此获得了从沉重的社会秩序中逃脱出来的可能性。

他们往往求助于这短暂的逃脱，希冀可以在电影中获得某种解救，或退一步说，最起码得到某种得以忍受下去的能量。但糟糕的是，观众往往会在影像世界中意识形态无所不在的控制与引诱之下，更强化了现实世界中那副永远无法被消除的枷锁。

但是光就其表象而言，最起码在电影院中，无论有钱没钱、有权没权、有才没才，都坐在同样的银幕前，平等地共享着同样的观影体验。然后又因电影具有和现实世界的近亲性，所有人都能看得懂电影，所以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着评判影像世界的能力与权力。

仔细观察走出电影院的观众好像都能通过骂一骂导演、演员或者骂一骂角色、影像而获得一些观影之外的快感。

当然，光是与别人一样不是什么值得太过骄傲的事情，而电影的秘密在于使“平等”与“自由”这一对永远相爱相杀的悖论达成了综合——影院空间让观众卸下防备来感受“集体平等”，而影像世界则突出了观众的“个人自由”。

首先影像世界的存在与否完全取决于观众的眼睛——“我”睁开眼睛世界得以存在，“我”闭上眼睛世界就消失了！然后，摄影机和人眼都采用焦点透视法来认知空间，这一空间概念完全根据主体所处的位置来界定——离“我”近的东西大，离“我”远的东西小，超出“我”视线范围的东西就不存在。

这特殊的认知方式让观众产生的心理感受是——“我”就是这个影像空间的中心，或者说“我”就是这个影像空间的造物主！同时，摄影机可以在影像世界中无所阻碍地运动，不同场景间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切换，这使得观众能够随心所欲地穿越电影中的任何空间，“我在这个空间之中, 又在这个空间之外， 我具有无所不在的力量。

我在一切地方,我又哪儿都不在。”这样无限接近、无所不知、绝对自由地占有和掌握着影像的同时又绝对置身事外、绝对安全的是在电影中已成为“上帝”的观众。

其实通过“时间”的呈现是可以打破观众这种自身已成为“上帝”的虚幻快感的——人在广阔历史中逐渐认识到自身的渺小。

可经典叙事电影恰恰可以通过展示一个个跨越时间长河的场景来进一步加强观众的全能感！比如好莱坞影片《阿甘正传》（1994）虽然展现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故事的开展始终紧紧跟随着阿甘，让代入为阿甘的观众错觉自己不仅是每个场景中的中心，而且也是这段绵延历史中的主角。

《我和我的祖国》（2019）通过 7 个故事的呈现，表述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漫长历史。一方面观众可以在 7 个故事中认同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中体验到“我为中心”的快乐。

另一方面由于这 7 个故事强调了在70 年历史的每个时期，个人的奉献对于祖国的建立、发展、富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让观众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范围之内，更体认到自身的全能。加强满足了观众的“自恋”需求的同时，也使其自觉承担起自身的历史责任，这是主流意识形态成功的输出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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