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方面来看，青春电影的创作基础

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或以诗歌、或以散文、或以诗词等方式描绘过自己独特的青春岁月。

到了当下，数字化的影像成为了青春记忆的媒介载体。中国青春电影的兴起和繁荣，不仅是因为其深厚的理论基础，更是因为契合时代语境的现实需要。

纵观各大影院的上映及排片表，青春电影方兴未艾，在电影市场占据着一席之地。这不仅依赖于当下的市场需求，还因为其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文化记忆理论

人类的生活无法离开记忆，而人们之所以常常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己经不存在了。

短暂易逝的青春岁月，通过其美好而又遗憾的特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最难忘的一部分。

但是“过去”在记忆中常常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会断断续续地解构再建构，重新组织出完整的记忆。这体现出了文化记忆的可重构性，并且可重构性能发挥文化记忆的作用。

正如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和米兰的过去全都是马小军期望的一段回忆。每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青春文化记忆，而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人们大多具有相似的经历，从而构成了一段集体记忆，通过不断的追忆得到巩固与升华并被电影一类的存储器记载、传承。

当今时代，数字化影像成为了承载记忆的媒介载体。青春电影通过展示具有青春气息的场景、物品、人物造型、故事情节、台词语言……来承载青春记忆。

首先校园场景是青春电影必备要素之一，很多影片的叙事都以展现校园故事为主，校园生活承载着大部分人的青春记忆。

此外，具有年代感的物品、人物造型、故事情节等，不仅起到提示时间的作用，还是一种情怀的体现，能引发观众的记忆联想。

比如六七十年代的二八自行车、八九十年代的收音机、BB机、旧款校服、老式黑板等等物品，配合人物造型和故事情节才会无违和感。青春电影作为被物化的青春记忆，带给观众感官愉悦的同时能引发相关思考。

不同年代的青春记忆都体现着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化记忆中的“凝聚性结构”可以使个人从中获得一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确定自己在集体中的身份和位置。

从革命战争岁月的青春故事发展到当今个体化的青春记忆，青春电影的发展史就成为了承载青春记忆的影像档案。

现实主义电影理论

自电影诞生后，每一次的摄影技术革新，都能带动电影语言的变革。

随着移动摄影的普遍应用，以及电影场面调度的配合，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创造性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的长镜头理论体系，该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对我国青春电影的创作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巴赞的理论都集中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完整电影”的神话》《电影语言的演进》等文章中。

他认为现实主义电影要做到叙事的真实、人物形象的真实、时间空间的真实。现实主义不是对现实社会的完整复刻，而是要反映出青少年生存生活困境、行为心态的变化以及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反思。这也是巴赞纪实美学中讲究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巴赞的电影理论在中国犹如一项矫枉措施。引进之初，就转变了中国电影界的传统叙事结构——“戏剧式电影”。

张暖忻的《沙鸥》《青春祭》，贾樟柯的《站台》，都是在长镜头理论下创作出的纪实美学电影。

在近年来青春电影出现“低俗”倾向时，也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叙事将其拉回的正常的轨道，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型叙事特征。

在青春电影中，人们既希望还原青春的原貌又期望弥补未完成的遗憾。青春电影的拍摄场景是虚构的，但是传递出来的精神态度却是真实的。

这也体现出了电影艺术“逼真性与假定性”的美学特性，普多夫金也说过：“电影是现实主义地再现现实的一种手段，并能够充分表现世界的一切复杂内容，能够鲜明地揭示各个现象之间的深刻联系。”电影的影像技术手段越是先进，逼真性就越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

“逼真性”不等于“真实性”，只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摹仿使观众从银幕中获得的真实感。

青春电影通过艺术的表现手法将青春岁月展现在大银幕上，还原出特定社会时代中的青少年形象，以此反映出当下社会现实问题。

比如在塑造革命战争中的热血青少年时，演员在虚构的战火场景中表达真实的情感态度，从而将激动情绪传递给银幕前的观众；在塑造妥协身份逆来顺受的边缘少年时，往往将痛苦悲惨的事件全部集中在一人身上，引发观众的怜悯同情以及对特殊人群的关注。

在塑造反抗命运安排的独立青少年时，赋予角色积极态度以及“主角光环”，使得角色得以克服一切困难。观众可以从影片中获得心灵上的慰藉，行动上的指导，也可以获得极大的审美体验。

理论家克拉考尔在讨论电影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则渗透出了一种哲学意识。这一点从《电影的本性》的最后一章《我们时代的电影》就可以看出。

当下的青春电影在叙事中往往会渗透着正确价值判断和意识观念，试图改造社会、改造青少年。

区别于以往叙事中没有给予正确的价值引导而草草结局的青春电影，2017年以来的影片则传递出了青少年应有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关怀其成长困境的同时给予了现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