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展现了哪些传统文化？

文化的定义多种多样，甚至多达上千种，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而广泛适用的定义。韩东屏在《文化究竟是什么?》一文中梳理了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定义，将其总结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在此我将文化理解为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包含有人类创造的物质及精神财富。

《觉醒年代》展现的文化空间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各类民俗及精神价值等，严格意义上讲文化空间应当归属于精神性社会空间。

在此，我将文化空间单独列出，分析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展现了哪些传统文化？

“过年”：文化认同与心里寄托

“过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征符号系统延续至今，包含有动词和名词两种属性。其动词意义是指为过年而做准备，包括置办年货，贴春联，包饺子等，而名词意义则是指“过年”的各种风俗行为。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个人心灵寄托与归属，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觉醒年代》第十四集对“过年”场景地描绘，从文化空间方面实现情感和情绪地传递。

该叙事单元以全景拍摄李大钊和赵世炎看望长辛店工人为起点，李大钊对工人说“过年好啊，一起去吃饺子”，这从心理层面拉近了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紧接着导演采用并置时空的方式，展现同一时间内陈独秀一家写春联、贴春联、挂灯笼、放烟花等风俗。

知识分子与底层工人同属于中华文化影响范围，是对文化身份的认同。陈独秀总结一年来的收获，提出“六大喜事”，而这正是中国新年所共通的习俗，无形之中拉近了观众与该剧的心理距离，实现情感共鸣。

在另一空间中，李大钊为长辛店工人送来年货，与工人一起卸年货，包饺子，唱乐亭大鼓。包饺子这一行为是中华文化中的风俗和仪式，既是物质条件富裕的象征，又是植根于文化血脉中的行为习惯。

剧中下饺子的镜头贴近现实生活，具备强烈的代入感和体验感。正反两方面镜头展示李大钊与工人一同包饺子，是对现实生活的模拟，力求真实可信。

工人葛树贵所说“富人叫过年，穷人叫过关”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也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真实写照。

“欢欢喜喜热热闹闹”是过年的一种氛围，而戏剧空间在真实“过年”环境中更能引发共鸣，使观众产生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并置时空下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各处于不同情景中，陈独秀过着上层知识分子的小康生活，而李大钊则处于底层工人的生活情景之中。

这一叙事空间丰富了陈独秀作为“父亲”“丈夫”的人物形象，而李大钊则是“工人之友”的进步知识分子。“过年”既是结束也是新的开始，由此故事情节进一步发展，“新文化运动”持续发酵，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父子关系缓和，北大改革稳步进展。

“温良”：一种心灵力量

正如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所论及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谦虚温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文化对于君子的理想要求，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世界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温良成为我们独特的精神品质和辨别依据。辜鸿铭在北京大学礼堂阐述中国人的精神，是对“温良”这一品质的阐释，能够为中华文化濡染下的群体所认同。

此叙事单元实现观众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身份的认同。

此叙事空间内，伴随戏谑的音乐节奏和嬉闹声，摄像机全景拍摄辜鸿铭的两位仆人出场，二人端着茶壶和烟具分站在讲台两旁，而后辜鸿铭拄拐入场，立于讲台中央，黑板上“中国人的精神”六个大字成为背景。

在回答“温良”这一精神品质时，镜头在辜鸿铭和众多老师、学生之间切换，展示他们之间的问答与对话关系，而不是单方面讲授。

辜鸿铭提出温良什么？

“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

中国人生活在心灵生活中，是一种情感生活；中国人能够将心比心，以己及人，显现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

中国人能够实现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辜鸿铭的这番论断深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戏剧空间中延伸出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文化空间中讲述中国人的特征，引发观众共鸣和共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吾日三省吾身”等都是一种证明该叙事单元深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观众通过演讲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以传递和升华。

在此叙事空间内，辜鸿铭“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形象得以丰富和饱满，区别于剧情前期封建守旧，拥护帝制的迂腐文人形象，辜鸿铭是一位有着文人风范的爱国人士。

辜鸿铭与学生互动过程中，个人情感与环境得以相互转化和融合，创造出情景交融的空灵意境。这也为陈独秀等人邀请辜鸿铭参与克德莱谈判一事做好情节铺垫，辜鸿铭并非不通情理的反派人物，而是能为北大而战，为中国而战的文学大家。

家国情怀：舍小家，为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观念源远流长，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诚然，这种家国观念有其弊端，但在当今社会环境之下，倡导家国情怀对国家和社会地稳定发展大有益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是一种使命担当。

而在《觉醒年代》中家国情怀贯穿始终，知识分子、工人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及农民阶层都体现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怀和维护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觉醒年代》第三十三集，陈独秀看到被羁押的爱国学生后，心情郁结，返回家中后向妻子和孩子道歉，表示自己投身革命可能顾及不到家庭，甚至会给家庭带来灾难。

在此叙事单元中，陈独秀面对众多被捕学生不能无动于衷，想要为国家做点什么，但这可能会给家人带来麻烦、灾难，甚至是生命危险。

“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不辩自白。作为符号化的人物，陈独秀以一种鲜活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而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镜头切换至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二人作为剧中青年代表，同样要立志要为国家献身。

陈独秀与兄弟二人既是父子，也是为国家而奉献的“同道中人”。兄弟二人同样做出道歉，他们或许不能为父母尽孝，不能顾及年幼的弟弟妹妹，一切为了国家。“敬酒”这一行为拥有多重含义，可表示祝贺、感谢、道歉等。

在此空间中的敬酒是对于自身理想的表露和坚持，同样也是对于家人的道歉。陈独秀作为革命人的形象得以丰满，“抛妻弃子”并非本意而是为革命所做的牺牲。

陈延年与陈乔年兄弟二人也在逐渐成长，父子三人做好为国牺牲的准备。该叙事空间为陈独秀游艺园撒传单被捕做铺垫，推动故事情节的进展。

父子三人的对话在文化方面传达出“保家卫国”价值观念，同时将自身的崇高理念与理想寄托于酒中，彰显着宏大的叙事张力，极具审美意义与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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